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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衝突時代的大戰略
摘要：
1、亨廷頓提出這個觀念時，其實文明衝突的布局已經展開，我們在美國的言論中經常可以看到不時流露出的對其他文明的貶低，或至少是不信任。
2、所謂普世價值，本質上是英語民族的民族主義。他連歐洲的普遍價值都不是，卻因為冷戰的戰略捆綁，讓恐懼蘇聯的所有國家，以及試圖逃脫蘇聯控制的國家們把他不假思索地當作了普世價值。
3、語言的較量。東正教國家或斯拉夫民族的衰落，蘇共（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一個典型的文明衝突案例。按照意識形態的解讀，一般會說是俄羅斯及聯盟重要民族的獨立要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但從文明的角度，恰恰是蘇聯的新文明沒能獲得生存空間，而最終讓聯盟的各民族陷入了動蕩。
4、未來的目標，是建設理有固然的多元世界，而非形式上的多元世界口號。今天形式上鼓吹多元化，并作為普世價值、政治正確，而成為針對某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壓力。
5、理有固然的多元。我們要區分理有固然和形式可以。固然是說，從本質上講，某事物注定如此，雖然在發展進程中免不了偶然因素，甚至表現為否定，但其固有性質，如果不被打斷或扭曲，確實走向必然的。
6、所以，文明衝突沒有開始，因為早已開戰。也無法結束，除非固然多元的文明占據了世界的主流。所以中國崛起的意義。。。。
7、當前的形勢不容樂觀。我們的傳統早已破碎，進來的國學熱也正在被自由主義陣營收編。甚至新興的民族主義者都在被分別收編，所以美國既支持藏獨、疆獨，同時還得了漢民族主義者的嚮往，這個狀況與蘇聯末期非常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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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亨廷頓提出這個觀念時，其實文明衝突的布局已經展開，我們在美國的言論中經常可以看到不時流露出的對其他文明的貶低，或至少是不信任。比如對於民主的所謂科學研究，與美國不同的天主教、東正教國家，皆被認為文化傳統不利於民主。而如果我們對照美國對拉美和俄羅斯的一貫政策，難道看不清這其中的聯繫嗎？而美國對中東的侵略與控制（所謂反恐戰爭）。對中國，乃至於對中國文化的貶低（而鼓吹日本），對中國當代各種普世價值化努力的傲慢與猜忌。我們要明白，這種文明衝突，并不是由於文明固然有所衝突，而實質上，是這個基督教新教國家所特有的，對一切異己的排斥和恐懼。但更重要的，文明衝突及其戰略，是美國及英聯邦國家，一直以來的政治軍事實踐，只是過去被殖民征服和冷戰掩蓋了而已。而文明衝突的提出，充其量是第三世家的崛起及歐洲的衰落打消了他們的傲慢，讓他們必須承認還有異教徒的文明存在，并由於冷戰的結束和原教旨主義的產生，各種宗教勢力的復蘇，而讓他們把重點放在了文明的征服上而已。反觀冷戰，我們亦應當意識到，剝除了政治理想的說辭，其本質，仍然是民族間的競爭。而我們也應當相信，冷戰思維絕不是什麽特殊東西，而仍將延續在今天的民族競爭中，且因為脫離了意識形態的話語，會變得更放縱和更有攻擊性。而同時，意識形態將依然被用以掩蓋民族或文明競爭的實質。

2、所謂普世價值，本質上是英語民族的民族主義。他連歐洲的普遍價值都不是，卻因為冷戰的戰略捆綁，讓恐懼蘇聯的所有國家，以及試圖逃脫蘇聯控制的國家們把他不假思索地當作了普世價值。拋開意識形態，拋開蘇聯，歐洲相對於自由主義之外，更重視平等，從而更強調社會的功能，而不是以市場和金融取代社會。同時，如果說美國人重視家庭，但只是核心家庭，那么傳統的歐洲，則有家族傳統。如果說美國更著力于陌生人社會的秩序，商業化的實現，那么歐洲傳統則是注重熟人社會和社會團體的。甚至最離譜，是全世界唱頌著普世價值，要求小政府大社會（其實是市場），呼喊人權高於主權，自由產生效益的時候，當眾多非新教國家的青年人充滿著對本國政府的質疑謾罵的時候，我們普世價值的教主，美國，卻在強化和擴張著政府的控制力，並且一貫在影視乃至教育中弘揚愛國主義。所以普世價值究竟是誰的價值？而斯諾登事件發生後，所有的國家都選擇了緘口不言，都選擇了維護美國的利益？或者說，難道歐洲的天主教、家族觀念、社會主義（不是蘇聯或我國的）或法團主義、熟人社會，就不能夠成為普世價值嗎？或者說，這些因素在英語民族就一點都找不出來嗎？所以今天所謂的普世價值，說是英語民族的民族主義，只是延續民族主義這個詞，來提醒大家：別以為世界大同了而已。正確的說法，是英語民族國家的民族利益。爲了這個利益，他們其實滿可以接受亞洲的獨裁者、沙特阿拉伯的國王，以及以色列的軍國主義，并還能把他們粉飾為普世價值的成就。

3、語言的較量。東正教國家或斯拉夫民族的衰落，蘇共（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一個典型的文明衝突案例。按照意識形態的解讀，一般會說是俄羅斯及聯盟重要民族的獨立要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但從文明的角度，恰恰是蘇聯的新文明沒能獲得生存空間，而最終讓聯盟的各民族陷入了動蕩。而關鍵的，恰恰是蘇共這個黨，給這個社會主義文明的生存制造了障礙。我們對照45年以來的北約陣營的言論，他們說什麽？自由世界、真理、和平發展，他們不會說這個敵人是我們美國的敵人，所以遠在歐洲的小國們要接受我的導彈、軍區，乃至軍區司令，而是說：爲了自由世界。他們會把一切經濟成就歸功于什麽？來自競爭的繁榮，市場經濟，甚至連資本主義、資本家、銀行家這些詞都不說。而同時蘇聯在說什麽？蘇聯人貫於把一切歸功于社會主義制度，但更普遍的，後面肯定要加上，是歸功于他們的黨。是他們的黨建立了這個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國家，和取得了如此的成就。在某些時候，甚至還要明確到這個黨的某位領導人。你們知道言論意味著什麽嗎？意味著你要負責的啊！你說得越明確，你的責任就越具體。而他們真的以為社會可以不出什麽問題嗎？那么一旦出了問題，對於自由世界來說，那是市場失控，是經濟周期，是亞洲的拖累，或者某屆政府的失誤等等，那么顯然，這是社會問題，或者客觀規律，那么政府只要能拿出應對，就是好樣的。而蘇聯呢？你的制度，你的黨，甚至你的領袖既然承諾了美好，那你如何負責任呢？要明白這個差別，比如二戰前，英法和納粹合謀，出賣捷克斯洛伐克，這是爲了禍水東引。蘇聯和納粹合謀，瓜分了波蘭，這是爲了抵禦法西斯擴張。兩家可謂難兄難弟，都與納粹合作，都出賣了其他國家，如果說蘇聯占了領土而英法沒有，但英法意在挑起蘇德戰爭，而蘇聯至少是和平意愿，所以他們是難分伯仲的。但至今人們都會指責斯大林，41年潰敗，他有失職甚至禍亂國家的嫌疑，45年勝利，他又成了世界和平的威脅，因為他一直是蘇聯的領袖。而英法卻把責任推得一干二凈，因為當年的綏靖政府已經沒了，人們想起二戰英國，想到的是丘吉爾。所以我說，是對黨的宣傳，導致了政治被動，一直到最後把黨逼到墻角，而整個民族、國家一同受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黨有什麽正確，是社會主義的成就，而社會主義的成就，來自真理，來自對社會規律的掌握和科學實踐，來自因此而凝聚的億萬民眾的勞動。如果黨要在真理和人民當中搞什麽特權，搞什麽殊榮，不是太不地道了嗎？所以說，黨的宣傳，基本就是一個貪天之功的積累，就是一個伐德積不善的過程，最後還將危害整個民族、國家。反過來說，你們就不講一點言論的藝術嗎？你歸功于天理固然，歸功于百工用命，你作為這個國家的立法者和組織者，誰不知道你的榮譽呢？像西方政要一樣，也許大家沒聽說過他的黨，但難道就沒人給他們樹碑立傳來吹捧了嗎？而且，一旦黨和黨員習慣於這種自我吹捧，彌漫其中的，固然有建功立業的榮譽感責任感，但建功立業絕非那么簡單，那么對大多數平庸黨員來說，對成就的吹捧，最終將只剩下吹捧而已。在這種文化氛圍下團結起來的人們，你能指望他們有什麽忠誠和感召力，以及在危急時刻真的扶危定傾建功立業的可能？要明白，黨有義務承認，本質上他是依賴于某個或某幾個文明的存在，這些文明結束了，依賴這些文明和這些民族的這個黨也就完蛋了。

4、未來的目標，是建設理有固然的多元世界，而非形式上的多元世界口號。今天形式上鼓吹多元化，并作為普世價值、政治正確，而成為針對某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壓力。但需要明白，這一切多元，都是不威脅英語民族利益的所謂多元。與其說這種多元是文明的多元化，不如說是用來破壞文明，從而鞏固英語民族的一元化的。這一切來自一神教的教義，和資本的征服欲望。所以這種口號下的多元，永遠只會停留在鼓吹同性戀或者少數族裔文化，乃至原始部落或者邊緣人群的文化上。因為這種多元化的用意，在於削弱文明競爭對手的凝聚力。比如在中國，一提到中華民族或民族特色，便馬上被代換為各種少數民主風情。甚至展示著會把明確有著漢文明影響的風俗，說成是少數民族自古以來原汁原味的東西。或者把某一地區所有民族所共有的習俗，說成是某一個民族所特有的東西。這樣每一個民族都特殊，都不同，都獨立，而完全不顧交流才是民族間的常態。在這個強調國際交流的時代，在民俗研究中卻是如此封閉，他毀掉的不僅僅是一種認識世界，認識民族的方法，也同樣毀掉了各民族認識世界和認識自身的可能。被孤立了的少數民族傳統，表面上看被弘揚和保護，但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封存在博物館或旅遊景點裡，因為相互影響不被承認，就意味者交流不復存在，其自然影響力便被障礙，最終其存在只能依賴于專家和媒體。還有一種上演的多元化，是漢族的分裂。今天說的漢族是個近代觀念。古代中國人以王朝自稱，如大明人（西班牙語有daminjin），但也可以前朝自稱，如朝鮮人記錄的明朝人自稱唐人。同時古中國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也不是羅馬或拿破侖或英聯邦那樣的帝國。我們把繳納賦稅，受流官（科舉出身的官員，有任期）管理，并參與科舉的人，稱為編戶齊民。確切說，即是政府行政能力及中國教化所及的地區人民。這些百姓不論種族出身，都被征服中國的異族王朝稱為漢人。但同時，在危難時刻一直支持中國的少數族裔（南方居多），以及由於本國滅亡，或被中國接納，而已經大致納入這種狀態的少數族裔（北方居多），也會被征服者籠統地稱為漢人（或南人）。由於中國久遠而強盛的歷史，以及完善的政府、教化組織，這些地區及人民，在中國被征服前，是遵循著完全相同的文明體系的，地方性特色是很不重要的，且往往保留在相對封閉貧窮地區。但即便是整體貧窮的地區，由於科舉，尤其科舉名額制度，卻也總能產生進入官僚或教育系統的文人。所以就中上層社會而言，其社會理念與禮儀規範，基本是相同的。當然，這種相同實質延伸到作為藩屬的朝鮮、安南、琉球，但區別在於這些地區被視為獨立的王國，其百姓由於語言和習俗差異，也就不被視為漢人。需要說明的是，異族的征服干擾了這種統一性，如日本人在《清俗紀聞》中談到的北方滿俗，南方大滿小漢，江南小滿大漢，這是由於清廷采用了割裂中國傳統的政策，從而造成各地固守本俗與服從征服者之間的差異。雖著清廷廢除朱子學權威，各地禮儀傳統進一步地方化民俗化。然後，就是清末崇洋媚外以來，各地西化程度不同，以及中國學理的喪失造成的觀念和實踐上的世俗化、民俗化，從而造成了近代以來稱為漢族的這個民族的被夸大了的地方差異。而雖著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實施，地方保護主義和旅遊經濟的崛起，以及學術服務於市場的轉變，各地區開始鼓吹地域文化，諸如漢文化（徐州）、楚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之類，尤其所謂楚文化，依托考古和楚國的僭越歷史，全然不顧楚國漸進於諸夏的歷史脈絡，而夸張者楚國的不同，把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捏造成楚國故俗。如楚墓出現過一個（僅有一個）棺蓋上的朱砂手腳印，便有專家把來自佛教的葬後右轉三圈的習俗，說成是楚國故俗。而三星堆縱目人的暢想，則幾乎說成了外國人，而渾然不見大立人所穿的正是商代的朝服，且這種朝服的基本形制一直延續到明朝。又比如種種地域建築、方言、民俗，乃至基因的研究，這一切就方法而言，全來自西方，很大程度上，比如《劍橋法國史》首先把法國按照民族、語言、法律傳統、建築樣式等等給分成幾片。我傾向于認為這骨子里是借學術來給競爭對手製造分裂，因為法國的歷史一般會從太陽王的絕對主義國家講起，固然民族乃至語言的統一要到拿破侖二世，但一般法國方面的歷史敘述是不會強調這些差異的。同樣，英國人在自己的歷史敘事中也非常注重王室權威，而不是聯合王國的地域傳統。乃至對來自異族的國王，他們不惜筆墨來將明因緣，和說明諾曼底的王朝對英國傳統法系的尊重、繼承，以及最終被排擠，甚至還要證明諾曼底地區所受英國的影響，和與法國北方的差異。所以，我有理由認為，西方對自己的民族國家是強調統一的，而多元化一般是對付外國的。而我們，由於仰慕西方的學術權威，是在自我分裂。

5、理有固然的多元。我們要區分理有固然和形式可以。固然是說，從本質上講，某事物注定如此，雖然在發展進程中免不了偶然因素，甚至表現為否定，但其固有性質，如果不被打斷或扭曲，確實走向必然的。而可然，是其本性未必不會如此，但作為策略，也無妨那么做一做，但最終目的卻可能和現在表現出的東西是皆然不同的。就文明形態而言，我這裡不得不使用宗教這個詞彙，因為在基督教文明獨大的今天，這是一個可以比擬的概念，或者對西方人來說是唯一的概念。人最初的生活與其社會組織和精神世界應當是統一的。社會及其組織化成為政治，而人的生活也就包含了嚴格意義上參與政治的方面，如希臘人的廣場選舉、陪審員，尤其民主制下抽籤選官員，當然他們還有義務保衛國家，加入方陣乃至致師而死。古希臘羅馬的公民，把公共生活看得更重要，而自己的房屋，不過晚上的棲身之所而已。而精神世界，最重要的，就是宗教。但在那種生活、政治、宗教一致的環境中，宗教只是對神的侍奉和對侍奉的古老禮儀的恪守（固然，我承認他們也有淫祠或現代話講的邪教，但那是非主流的）。所以當西塞羅談法律，那么最高的法律是從事神開始的。確切說，法律是不恰當的翻譯，他們的法，包含世界的秩序和事神的利益，處事的儀則，是近乎我們說的禮的。這一切，就原初宗教形態的統一性。由於這種統一性，道德或者教育、教化，與政治和宗教，乃至和生活習俗，也是一致的。這樣的民族，如古希臘羅馬、中國、日本、西南各族、蒙古、女真、印度等等。他們的宗教都是多神教，至於他們命運的不同，則是政治能力的差異。多神教的特點，是他們不傳教，卻易於接受外來的神。因為他們的神本身很多，有地域的，家族的，城邦的，職業的，本來就是多層和重疊的。另外他們對神的信仰，乃是出於敬意、感恩，對功德的頌揚，或畏懼，對力量的崇拜等等。他們是神和人是相通的，祖先或英雄會被作為神明崇拜。而同時，動物的功勞或特性或力量，也會被奉為神明。所以外國人信外國的神，在他們看來是理所當然的，所以不會有必須信什麽的意識。同時，由於對神的祈禱，百姓會自然取向神力更強的神。所以當他們看到外族人如此虔誠供奉什麽神，他們反而會覺得那個神肯定很靈，而自然就會去供奉。所以日本最初把佛作為外來神接受，而蒙古人認為一切宗教皆應接受，但唯獨不接受獨尊某個宗教的想法。而古代的北歐蠻族，因為繳獲大量基督教神像和目睹殉道而轉而信奉了基督教。由於這種神明的觀念，多神教人民一般把精力放在生活和生活的道義上（或者叫做世俗上），他們更重視的是信徒的操守，而不是神明如何偉大。在他們看來，信教是人與神的交流，至多藉助技術手段，如禮儀或巫術，他們雖然也有國家崇奉的神，但因為神很多，所以國家如何供奉和他并無直接關係，所以他們沒有教會的觀念，供奉什麽神只是個人的事情。但同時，他們會尊重政治，一般會按照政府給予的等級供奉，而不會供奉政府禁止的神。因為他們背後沒有組織來支持被禁止的神，而神一旦失去供奉，威信自然衰落（這裡忽略淫祠邪教）。這和教會控制下的宗教信徒可能對抗政府，又明顯區別。這是人類原初狀態的生活，或者用現代的話不恰當地稱之為原初的宗教，或“自然宗教”。自然這個詞可能更恰當，因為沒有教主，沒有明確的神系（希臘神話是近代才統一的），即便是重要的神，也會由於地域或人群的變遷，而產生諸多名字、事跡、活動年代，往往陷入混亂不堪，并與周邊地區或民族相互雜糅的狀態。另外對神的供奉活動也會產生，衰敗，這都是由人群或地域性的大背景決定的，絕非某些人可以干涉。當然，他們也絕不會把自己的信奉當作唯一正確，號稱真理。因為他們的是非觀念是落實在生活和政治上的，而神的秩序與人一致。也就是說，神對他們更多是一種選擇，一種感情，而不是必然或義務。這種宗教，是理有固然得接受多元化世界的。但人類畢竟有了“人為宗教”，并依照人為宗教，改變了教化與宗教的觀念。人為宗教有兩個指標，一個是政教合一的，這是個近代詞彙，好像政教本當分離，而基督教如何如何。但人類本來的歷史恰恰應當是高度合一的，生活、政治、教化、宗教應是一個嚴密不可分割的整體，而不是基督教一般教會的歸教會，凱撒的歸凱撒。所以政教合一用來描述基督教是名不副實的。真正政教合一的人為宗教，是清真教、猶太教，且至今保留了這個傳統。對應的，是政教分離的，或者因為拒絕世俗，如佛教，或者因為無能或要凌駕于政治之上而不負擔世俗的責任，如天主教。東正教與政治相對緊密，但還算在分離者之列。注意，自然宗教都是政教合一的，或者說本來沒什麽可分的。當然合一的形態有所不同，如神道教本來和民間巫術無異，在維新時期則成了國家神道。中國的道教本來也是自然宗教，但後來給安排了一位創教者老子，從而染上了避世，與政治隔離的色彩。或如蒙古的薩滿，被作為政治犧牲品基本消滅掉了。另一個指標是一神教，如猶太教及其衍生的基督教、清真教，基督教衍生的天主教、東正教、新教，及此後的各種衍生物，近代還有過一神教的同盟，只要承認有唯一的真理，不論陡斯還是阿拉還是自然法，都被視為同志。對應的，是多神教或人神雜糅之教。佛教一般被視為多神教，按照教義，對百姓如是說是如法的，因為佛菩薩都有神跡。但對於君子而言，佛是修煉的境界，并非不可企及，并理當成為信徒的目標，這可以視為自然宗教的遺存。同樣，一神教中也有遺存，除了基督教世界中的天使、魔鬼、女巫的傳說，聖徒的崇拜，乃至有人認為對以馬以內的崇奉也和中國的觀音崇拜有一拼。藎仁先生提及，舊約也有多神教的痕跡，也就是說，一神教的舊約，也許是拉比們學問上的一種創造。我覺得，這種動機，應當類似民國時代崇祀黃帝，就是說：他們害怕多神祭祀會削弱這個已經很衰落的民族的共同體，所以要用唯一神的權威，來喚起民族的共同意識。另外，清真教對異教徒的寬容，也可能出於自然宗教的觀念。最重要的，人為宗教一般自以為真、智慧，寬容點的如佛教、清真教，把異教徒視為覺悟不夠，或清白不夠。基督教在日本、中國傳教時也很寬容，他們能夠正確理解東方的宗廟祭祀和英雄祭祀，這應當是文明對比的緣故，當時中國及其周邊，要較西方先進。但一旦這個文明不再被基督徒仰望，他們立刻就會貶低他。而基督教宗派之間的相互鬥爭和仇視，無論民間還是政策上的，則一直保持到今天。這裡也許有一神教宗旨下經院哲學的推波助瀾，也許在近代更多是資本擴張的征服欲望，或者利益驅使。總之，人為宗教就本性而言，是不接受多元的。與自然宗教相伴隨的政治，我們不妨稱之為自然政治，如果這個政治是有足夠能力的，也會形成巨大歷史影響，羅馬、古典中國（秦漢唐宋明）、蒙古帝國（元是其中的一個汗國）是其典型的例子。羅馬和蒙古，構成了中國古代稱之為夷狄的一類（這裡不含貶義，只是行為描述），他們征服，收稅，甚至屠殺或奴役，但他們都無心改變對方的文明，羅馬不會給予同樣的公民權，而蒙古人會轉而信奉他們的宗教。顯然，自然政治下的夷狄征服者，意在政府和索取，但并不妨礙多元。當然，這可能出於種族偏見，也可能是能力不足。中國的征服（說漢唐明可能更合適）是另一類，要求的是接受天子的冊封并形式上進貢，這裡連壓迫和索取都沒有，甚至朝廷往往有大量饋贈，乃至不恰當的禮遇。但人為宗教下的政治就不同了，不論是寬容的佛教、清真教，還是嚴酷的基督教，甚至基督教沒落後誕生的種種西方新思潮，莫不唯我獨尊，所到之處，都是清一色的精神秩序。如果一時未能一元化，那么時刻都有爆發的危險。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或者用對方的話講，資本主義和極權主義，依然是基督教的教理。自由主義來自新教的人人可以感受陡斯，這是平等和自由的基石。當然，有人質疑：這種說法是新教國家的自我吹捧。法國大革命帶來的自由主義呢？我認為，那被稱為共和主義更合適。在無神論的時代，陡斯被抽走了，被替換成了民主。這不是希臘人的抽籤的民主，而是一個虛擬的抽象的主權者，且這個主權者必須被憲政所封禁，正如陡斯是萬能的，但陡斯的意志必須由聖公會或教會來裁決。如果主權者被釋放，那就是共產主義，這個詞的詞根是公社，來自歐洲的古老傳統。在法國，當政府背叛市民的時候，他們便組成公社，然後選舉出委員會，并自製强制武器來抵抗政府軍。這種自由人的自發聯合體，這種語言上不需要政府官制的生活狀態，被理想化為一種自組織的生活，同時由於亞當斯密的自由競爭產生福利的自發調節的理想，而促成了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共產主義的圖景。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主義再走一步，不僅人生而自由平等，而且加上且持續自由平等，并從而建立其相關的權威來維護這種持續的自由平等，而不是聽命于自由競爭中的金錢至上（或曰資本主義），那就接近了社會主義。因為這裡不僅僅承認個體，還同時承認社會，對於人類的重要性。說這些，是爲了擺脫冷戰思維，以便於我們把握近代以來的西方思潮。他們的共性，在於都是以真理自居的。英語國家比較特別，他們的歷史一直沒有中斷，所以對他們而言，至今的一切成就，就是他們國家體制的良好證明。他們顛覆別人的時候會強調革命和憲政建設，內部調整的時候也不乏兵戎相見，但狼烟退去，他們幾百年不變得強調著英國習慣法（或翻譯普通法）的一貫性，所以他們以真理自居，那是歷史合法性，所以當他們談起什麽來，仿佛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大陸國家要複雜得多，歷史上經歷羅馬、蠻族、基督教的征服，王權長久得匍匐在教權之下，而王朝剛剛振作，便是民族戰爭，然後是共和主義的征服和民族解放，還有世界大戰。大陸的變革根源何在？也許是重農學派意識到完備的管理制度可以強國，也許是羅馬法的影響，拿破侖要用法典讓自己不朽。總之，大陸人更信奉制度，革命和新制度的建立將富國強兵，他們也差不多做到了。總之歐美人士在近代確實可以趾高氣揚。這種特定歷史使得近代以來根本沒什麽戰戰兢兢的謹慎，革命勝利帶來的不是慨嘆天道的善變，道義民心的難守，而是大言不慚地說前朝的失敗是他們制度的失敗，是注定的失敗，而自己的成功便成了注定的成功。這種國勢，加上來自基督教的傳播真理，解救眾生的激情（我并不是說他們一概沒有道理），便產生了種種的干涉主義（但須知具體干涉的人都是軍人、政客或資本家，你能指望他們不被利益所牽制？）。所以今世以來的這些人為政治，從本質上，都是反對多元的。

6、所以，文明衝突沒有開始，因為早已開戰。也無法結束，除非固然多元的文明占據了世界的主流。所以中國崛起的意義，就在於：第一，我們的傳統還沒喪盡，我們還可能給予世界一個多元文明，和結束文明衝突的和平的可能。第二，只有一個足夠強大的文明崛起，才能夠給形式多元的文明以震撼，從而喚起他們的良知，至少讓他們相當年的教廷尊重東方習俗一樣懂得敬畏文明。而能完成這一任務的，恐怕只有中國。請注意，這裡說的崛起，不是中國的霸權，而是如同建國初一樣，給各國文明一個鼓舞，讓那些有忠信之心的文明得以走上世界舞臺。比如清真教國家，他們需要一個健康的自立的國家，來端正他們信仰，來發揮或至少消耗他們的智慧，而不是被迫在噤若寒蟬的世界，通過無辜者的慘叫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虔誠。當年以色列也搞恐怖主義，後來國家獨立了，戰爭能打贏了，猶太富豪遍天下了，也就成了世界警察。

7、當前的形勢不容樂觀。我們的傳統早已破碎，進來的國學熱也正在被自由主義陣營收編。甚至新興的民族主義者都在被分別收編，所以美國既支持藏獨、疆獨，同時還得了漢民族主義者的嚮往，這個狀況與蘇聯末期非常相近。這裡我不得不提醒：蘇聯解體不只是赤黨的垮臺，而是這個聯盟各民族的災難。另外，美國因為民主政治和市場制度的建立就放過俄羅斯了嗎？或者你認為你能把中國一夜間變得比俄羅斯人更美國？雖然我們已經有了自發國家主義者支援，但由於我黨在宣傳戰線上的戰略錯誤，他們到處被動。且自由主義者大體是認同英語民族主義的，要求他們站到多元文明的立場上也不符合他們的操守。我認為中國當前的大戰略如下：
（由于鸡的字数限制请见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