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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毛的继续革命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朝代更替似乎按照一定的节奏发展。在新的朝代到来前，旧的朝代被认为已不能保护人民的安全或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通常不是因为一个毁灭性的灾难而是经过一系列灾难的冲击，在人民的眼里，当朝统治者渐失天意。而新朝获得天意也就顺理成章（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中国戏剧性的历史中，旨在推翻旧朝的起义屡屡发生。但是，没有新的统治者扬言要推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过去的“天意”秉承者—特别是那些外族征服者—总把自己打扮成旧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合法捍卫者并保证按过去的教条执政。他们继承并保持了原有的官僚体制，也许只为了能管理好这么富裕和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一传统就是中国化的机制。它以孔子的学说为朝纲。
　　　　在1949年，一位巨人MZD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朝代。他是一位诗人又是战士，既是先知先觉又是带来灾难的人，他冷漠决断，有着不可超越的影响力，他统一了中国并带领她踏上一条几乎走向覆灭的旅途。在她精疲力尽的终点，中国却以世界大国的面貌出现，成为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崩溃后硕果仅存的（除古巴，北朝鲜和越南以外）社会主义国家。
　　　　
　　　　== 毛的伟业 ==
　　　　革命者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必须强大而思想专一。一个几乎不变的模式是革命者从当时政治环境的某个犄角旮旯起家成功地运用个人魅力和发动仇恨并在心理上压倒对手而取得成功。
　　　　每场革命都有一个指定的事业，一旦成功便在新建的秩序中落实。毛的革命没有最后的休息地，他的最终革命目标是一个模糊的景愿，与其说是政治重建毋宁说更像精神升华。共产党的干部就如教士，他们的任务不是完成一个规划好的事业而是类似十字军的讨伐。在毛以下，党的干部本人亦生活在坠入地狱的边缘。对他们来说—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未来—他们本人将被他们受鼓舞而发起的运动所吞噬。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那一代）几乎都经历过如此煎熬。只有那些经受住考验的人才有可能重返权利舞台。毛革命时期的所有亲密同志—包括终身服务于他的总理和外交家周恩来--亦无可幸免。
　　　　在过去的皇帝中，毛最尊敬秦始皇绝非偶然。秦始皇扫六合而归中华于一统，于221 B.C.结束了战国时代。秦始皇一般被认为是统一中国的奠基者，但他在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被给予最高的尊重，因为他做出了焚书坑儒的恶行。毛曾经说过对中国的统治应该用马克思和秦始皇的办法双管齐下。毛写过一首悼念秦始皇的诗：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1973年8月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的中国，按他的设计，是一个危机永无休止的国家。从GCD建国初期开始，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浪潮。中国人民不允许坐着享受他们取得的成就。毛给他们指出的命运是不断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达到个人以至社会的纯化。
　　　　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砸烂旧传统作为国家行动的统治者。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人，尽管有时很暴力。毛泽东1965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 (大意，译者)：
　　　　中国过去的旧思想、旧文化和旧习俗必须抛弃。而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尽管现在还不存在，必须建立起来。。。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习俗只能在斗争中产生，只要复辟旧中国的危险存在一天，斗争就必须进行下去。
　　　　毛曾经发誓，为了消灭旧制度，中国要像原子一样被“砸碎”，同时产生能量爆炸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成就高度（大意）：
　　　　现在我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我们是热情奔放的国家，像火焰一样跳跃。我们的国家好比是个原子，当原子核被砸碎时，它释放的热能威力巨大，我们能够做到前人无法完成的事情。
　　
　　（注：我手头资料有限。很多基辛格引用的原话找不到中文原文。只好自己冒充伟人了，汗！
　　　　不过现在影视圈也有很多演伟人的人，多数只会呵呵地笑。偶也不算罪过。
　　　　请大家见谅了。）
　　毛对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发动了令人信服的攻击：孔子宣扬普世河蟹，而毛把国内外对立力量的冲突作为理想境界（事实上，毛认为两者是关联的，也经常把国内运动和境外危机结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战役之中）。孔子的传统强调中庸之道，在改革时，它是渐进而行的，只提出恢复或修正过去的价值。与之相反，毛追求根本性的变革，与过去切断一切联系。传统的中国政治理论将军事力量奉为次尊而强调统治者通过道德和仁慈取得境内外的安稳。毛受他的理想和对百年国耻的忿怒驱使，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军事化中国生活。对所有珍存传统文化的东西，包括艺术、文化和思维方式，毛统统宣战（为达政治目的使然，而未见得完全是本意，译者注）。
　　
　　　　但是，在许多方面，毛又是他想要调解的辩证矛盾的化身。他一方面是公开的、激情的孔子反对者，另一方面他博览古籍，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毛发明了“继续革命”的宗旨，但是当国家利益需要时，他又能够耐心调整他的长远计划。毛被认为是化解“矛盾”的战略大师，而其实际效果却恰恰为从孔子的“大同”或大和谐概念演绎出来的的终极目标而服务。
　　　　这样，毛主义的统治方式就成为老花镜里的孔子传统学说，一面宣称与过去断绝关系一面又利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工具，包括皇帝式的管理方式，即将国家当作一个道德工程，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尽管毛十分憎恨这一体制，周期性地想毁灭它，而最终又不得不周期性地重建它。
　　毛的终极政治目标不可能用一种单一的组织结构来代表，或以实现一系列的政治目标而满足。他的目的是持续革命这一过程本身。他感到他的使命就是通过一次次更彻底的造反使他的人民得到净化和升华。
　　　　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论人民民主专政》
　　　　
　　　　。。。
　　　　然而，一个永远造反的国家如何参与到国际体系中去呢？如果继续革命不断地实施，那就意味着动乱不断，甚至战争。渴求稳定的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她。这样的国家如果想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国际秩序，必然与继续革命的提倡者相冲突。这一两者难取其一的推论一直困扰着毛而终身未得其解。

　　毛的国际关系学：空城计、威慑和心理战胜
　　　　毛在掌握政权的当天夜晚就向世界宣誓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在新成立的人民政治协商大会上，毛把新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态度总结为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祥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激动ing。。。）
　　　　对中国来说，1949年宣称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有着大无畏的气概。当时这个国家还是一个未发达的国家，没有足够强的军事能力把她的选项强加于世界各国，而他们都有着远胜于中国的资源，特别是技术。当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已经是主要的核大国（苏联当时刚刚初试核爆）。在内战时期，美国曾在二战日本投降后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和武器到北方的城市以遏制共产党的军队。毛泽东的胜利打了华盛顿一记耳光并引发了“谁丢失了中国？”的论战。这至少在北京看来是有最终翻盘的企图。1950年，当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时，杜鲁门总统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大陆政府解放台湾就成了“犯罪”的实例。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同盟，并且最初可以作为战略伙伴平衡与美国的力量对比。但是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忘记一百年来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让俄罗斯占有了中国远东沿海省份和在满洲和新疆的特殊优惠，也没有忘记1945年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年迫使蒋介石签署的划出中国北方领土为蒙古的协议。斯大林认为苏联是共产世界理所当然的老大，这一姿态与毛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和意识形态的长远观念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还有边界之争。争论地区在喜马拉雅山麓下的一条由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所界定的地区，它有125，000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的整个宾夕法尼亚州或，用毛的话说，中国的福建省，此非区区弹丸之地也。
　　　　毛把这些挑战分为两类。在国内，他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实施他的继续革命事业。在国外，世界革命只是个口号，也许是个长期目标，但中国领导人现实地认识到除了意识形态手段他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在国内，除了克服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顽习，他几乎没有哲学境界上的客观极限。在外交领域，他确是相当谨慎的。
　　 当GCD在1949年掌权时，有相当一部分地区脱离了历史上中华帝国的版图，如西藏，新疆部分地区，蒙古部分地区和中缅边境地区。苏联在北部保持了她的影响圈，其中包括占领军和旅顺港的舰队。毛也像以前朝代的皇帝一样宣称中国的边境是史上最强大时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版图领土—台湾、西藏、新疆和蒙古，他实行中国式控制而且都成功了。内战刚一结束，他就派兵收复了意图分裂的地区，如新疆、内蒙古、最后是西藏。在这个意义上，台湾不是一个考验共产意识的问题，而是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尽管毛忍用军事手段，他对十九世纪“不平等条约”割让出去的的领土也宣称主权，如1860年和1895年割让给俄国的海参崴等远东领土。
　　　　至于对世界其他各国，毛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外交风格，即用意识形态力量和心理作用代替物质力量。它主要由中国中心论，加上一点世界革命的佐料，和传统的蛮夷外交管理手段调制而成。它专注于长期规划和运作，意图在心理上压倒对手。
　　　　（回顾二十世纪历史，毛主席确实在任何有美国和苏联力量出现的地方都支持或支援一种反对力量，如北朝鲜，北越，中东和非洲的小兄弟如阿拉法特，东盟国家的游击队等。这些虽然让中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但在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为国家赢得了相对安全。可惜毛腾出手只搞继续革命，没有利用这一环境发展经济。译者注）
　　 西方外交家的常识观点认为中国从几十年内乱恢复过来后应该与大国修好，但毛戒饮此酒。他拒绝任何软弱的表现，采取挑战而不是迎合的态度，甚至拒绝与与西方国家打交道。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用形象化的的语言总结了这一冷漠态度。新中国不会落入已有的外交关系俗套。她要“另起炉灶”。与新政权的关系要通过谈判逐个解决。中国要“打扫庭院待客来”，也就是说中国要先清除殖民影响再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她要用她的影响团结世界人民，鼓励发展中国家的革命事业。
　　　　外交传统学者会否定这种冷漠挑战性态度的可行性。但毛相信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对战略目标的冲击力。他通过对军事强权分寸拿捏准确的藐视达到与超级大国心理上平等的地位。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一个中国战略的经典例子。当时蜀国军师诸葛亮注意到强兵压境。如果出兵抵抗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如果投降，则对未来局势彻底失去控制。军师心生一计。他大开城门，自己坐在城头弹琴以待。在他的身后表现出城中正常的生活，没有一点恐惧或慌张的迹象。敌军主将把这种镇定解释为城中有伏兵，遂令大军止进并撤兵。
　　　　毛对核战争威胁的令人心惊胆颤的藐视肯定在某些方面取材于那个传统战例。从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得不在与两个核大国的三角关系中斡旋，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能力单独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若两个加起来将压倒中国。毛对付这一似乎不可逃避的绝望局势就是视而不见。他公开宣扬对核威胁无动于衷；事实上，他曾扬言他准备以牺牲几百万人的代价，甚至愿意以此为保证，换取共产主义胜利。毛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的保证几乎已经无法确定（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但毛确实成功地让世界相信了，这是信誉的终极考验。

　　毛能够从中国长期国务传统中汲取教训，就是如何从一个弱势地位取得长期战略目标。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政治学能够把“蛮夷”编织在国门以外的关系网里并且谨慎地通过外交技巧保持着政治至高无上的虚构故事。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扮演着超乎其客观实力的角色。作为强烈捍卫她的传统国家定义的结果，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一群新近独立的国家在超级大国之间寻取生存之路—的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中国确立了自己不可被人小觑的大国地位，同时在国内进行着重新定义自己的运动而在外交上又要挑战核大国。
　　　　在追求外交成果的过程中，毛的成就更应归功于孙子而非列宁。他经常从阅读中国经典古籍和他公开蔑视的旧传统中汲取灵感。在他主持外交倡议时，他不是经常引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传统的中国经典：孔子、关于朝代兴衰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关于战争和战略的著作、关于反叛英雄传奇的《水浒》和官宦家族罗曼情事的小说《红楼梦》，这部书毛说看了五遍。作为孔夫子式学者官员的现代化身，尽管他对这类人嗤之以鼻，他写诗和哲学随笔，他对自己狂飞乱舞的书法更是感到骄傲。他的这些文学艺术细胞不是他政治劳作的逃难者，而是他伟人整体的一部分。当毛离开三十二年后于1959年重返他的故乡时，他不是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是写了一首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诗词：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中国的文学传统不仅在毛，而且在他周围紧密同僚的思维中亦是根深蒂固。1969年，毛的外交政策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毛给当时被打倒的四位解放军大元帅（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四大元帅引用了《三国演义》中—一本当时的禁书但他们肯定毛熟读过— “三分天下”的典故，建议与当时的头号敌人美国打开关系。即使在毛猛烈地清扫中国古代传统遗产的时候，毛也用传统中国的智力角逐比喻来构思他的外交政策。他形容中印战争为“跨过楚河汉界”，这里蕴藏了反映在中国象棋中的古代经典战例。他甚至把中国传统的赌博游戏--麻将--当作战略思维训练营，他说：“如果你喜欢玩麻将，你就会知道概率计算和确定性的原理”。在中国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中，毛和他的最高同僚们用围棋的概念化解了战略包围的威胁。
　　正是在这些传统方面超级大国有很大的难度去理解毛的战略动机。透过西方战略分析家的镜片，在冷战的头三十年中北京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不可能任务，如果由他们纸上谈兵的话。让中国对抗军力远远强于自己的大国而且战事发生在山高皇帝远的次等战略要地—北朝鲜、台湾周边的岛屿、喜马拉雅山麓人烟稀少的地方和乌苏里江的冰天雪地里—这些中国出兵的举动让外国观察家--和每个对手—都大跌眼镜。毛坚定不移地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力量或力量的联合包围中国，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他把这些看作是有太多的“围棋”子包围中国，从而打乱他们的计算。
　　这正是使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促因，尽管当时国力虚弱。同样道理，毛死后，中国与越南—一个不久前的同盟者—交战，也是挑衅河内与莫斯科刚刚签署的攻守同盟，尽管当时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周边力量构造的长远规划远胜于一时局部力量平衡的计算。这种结合心理战和长远计算的策略也同时是毛威慑潜在军事威胁的手段。
　　

　　尽管毛被中国历史所深深吸引，还没有一个从前的中国统治者能像毛那样把传统与权威、残酷无情和环视全球应用得这样得心应手：面对挑战时冷酷无情；而在条件不允许他占一时之上风时又能熟练地运用外交技巧取得最终优势。他的宏伟而勇敢的外交计划，无论战术上如何传统，正是在中国社会经受大动荡的年代实行的。毛承诺整个世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界上所有的阶级中，无产阶级是最无畏的、最想改变自己地位的，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前者没有任何财产，而后者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现在还控制着联合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一状态只是临时的，总有一天会改变的。中国现在是一个穷国，它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利被否定了，这也会改变的。穷国会变成富国，权利被否定会变成享有权利—事情都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
　　不过，毛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可能把实现世界革命作为一个实际目标来奋斗。作为结果，中国对世界革命的实际贡献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包括对各国共产党的情报支持。毛在1965年一次会见埃德加。斯诺（他是第一个报道内战时期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时说：“中国支持他国的革命运动，但不是靠侵略他国。当然，无论哪里有解放斗争，中国都会发表声明和举行示威去支持它”。


　　同样，在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小册子里，林彪，当时毛的最显著接班人，争辩道：世界的农村（指发展中国家）将会打败世界的城市（指发达国家），就像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一样。林登。约翰逊政府把这一条解读为中国的战略蓝图—它意图支援—而且极有可能直接参加--世界范围的，特别是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蔓延化。林彪的小册子是导致美国出兵越南的一个因素。可是，当代学者则认为林的文献只是表明了中国在军事上支持越南或其他革命运动的限度。因为，事实上，林彪宣称：“群众也只有群众才是解放自己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战争是那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而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完成，没有其它的途径。”
　　这一自我约束反映了中国对实际力量平衡的冷静思考。现在我们不可能知道如果平衡朝着共产主义力量倾斜的话毛会做出如何的决定。但是，不管是作为现实主义的考虑还是哲学动机，意识形态革命是以表演而不是战争的形式改变世界，就像传统的皇帝认为他们自己的作用一样。
　　一组能够进入北京中央档案馆的学者极其精确地描述过毛的矛盾双重性：献身于世界革命，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情况下鼓励革命，然而又保护中国生存的必要性。这一矛盾心理表现在毛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希尔在196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当时正考虑对美国开放，之前两国二十多年来锁定在敌对关系中。他对会见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正在进入一场革命来遏止战争，还是进入战争最后引发革命呢？如果是前者，与美国和解就没必要了；如果是后者，为了防止对中国的攻击，它就是当务之急。最后，经过一番犹豫，毛选择了与美国和解。防止战争（在当时极有可能是苏联进攻中国）比鼓励世界革命更重要。
　　
　　本章下一节也是最后一节是专讲文化大革命的。
　　既然D中央早有正式文件定论。我想我就不讲了。
　　基佬的看法，前文也有点睛之笔，就是--在政治逻辑上--自己把自己折腾死。
　　其实，公平地说，毛是想结束所谓“继续革命”的，若不然，邓小平也不可能出来。
　　主要是当时的利益集团不干。
　　任何时候，只要制度养肥了利益集团，他们就是“White Elephant”。
　　任何时候！　　总之，太祖的国内秩序目标没成功，而对战后世界秩序特别是中国国际环境的贡献成果卓著。
　　不知基辛格是否有意拿这两点说事儿。而这正是中国当前在这两方面都处在转折的关键点上。
　　就算给国人留下思考的课题吧。
　　不管怎么说，基佬是牛人啊
　　我就是觉得这书要不给中国人看就白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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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限制，一次只能发那么多，而且1小时只能发一次。。。。。so。没办法
顺便希望没人举报吧，就怕无头鸡看着报纸觉得跟ere无关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