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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者：天涯——海角孤鹿
　　【序】
　　　　1962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他的政治军事将领们。在西部万里之外的喜马拉雅山脚下，中印两国军队正在刺骨严寒中对峙。争执发生在一条有争议的边界线上，印度坚持英国殖民者划下的麦克马洪线，而中国只承认大清前朝的国界。印度军队站在他们自以为是的位置上被中国军队包围了。这时，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失败了。
　　　　毛泽东决定打破僵局。他在他宣称要抛弃的旧中国历史中寻得一条妙策。毛对他的将领说，中国和印度以前打过一个半战役：一个是在1300年前的唐朝，我们派兵帮助印度王朝平定了叛乱。那以后，两国享受了一段宗教和经济交流的繁荣期，所以中印不是永远的敌人；另外半个是蒙古（蒙古可以说是半个中国）的铁木真大败印军，攻陷德里，杀了十万人。所以，毛说，这次要“敲”他们一下，让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我们要克制，教训教训印度人就可以。
　　　　毛的部下—这些宣称要砸烂封建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没有一人怀疑历史与现实的战略意图有何相悖。军事部署按照毛的思路布置下去，几个星期后，中国军队给予印军沉重的毁灭性打击。但是，在胜利后却退回了以前的实际控制区，甚至连缴获印军的重武器也全部归还。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当代领导人会以几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为基准发动一场倾全国之力的现代战争，而且那么自信他的同僚能够理解其中的战略意图和重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传奇的国家，她有着几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里面蕴藏着丰富的战略和治国之策。
　　　　其它国家，包括美国，都宣称他们有着普世的价值和政治制度。但是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没有一个能坚持多久，包括被邻国认可。从公元三百年前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清朝的覆灭，中国一直是亚洲体系的中心。中国皇帝被看作为（也被邻国承认）天下政治等级制度的至尊，而其他国家的君主只是附庸臣子。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体就是文明的象征，就连她的征服者都部分或全部采用以装饰自己的合法性， 而这也正是他们最终融入中国的第一步。
　　　　这一传统的中国宇宙论经受住了几千年自然灾害和内乱外患的考验。即使中国在孱弱和分割的状态下也被认为是合理的政治中心。内部的或外来的乱世枭雄们占有了她，建都统治着她，却从不否认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央之国”。任何人要想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外交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作用就必须 —尽管可能过分简单地—先了解她的历史承传。

　第一章 传奇的中国
　　　　
　　　　每个国家社会都有一个起源的传说。而中国文明好像是一个没有时间起点的永恒的自然现象。在黄帝的传说中，尽管人们尊他为华夏始祖，那时中国已存在了。当黄帝神秘现身时，中国正处于一种秩序混乱之中，各个部落互相残杀，英雄平定四方而称帝。
　　　　黄帝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开辟华夏的英雄。但是，传说他只是重建而不是创建中国，中国早已存在。在历史意识里中国永远都存在着，只需不断统一和复兴，不需创建。这一悖论在孔子时代又在重演。孔子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礼教的鼻祖，但孔子宣称他没有创立新礼教而只是复辟在动乱年代中丢失的旧礼。
　　　　中国文字始创于公元二百年前的商朝。那时，古埃及文明正处于巅峰期，古希腊的城市王国文明还没开始，而罗马文明还有待一百年后出现。然而，商朝流传下来的文字体系正在今天被十几亿人沿袭使用着。今天的中国人能够读懂孔子时代的文籍，他们的书籍和语言中蕴含了几千年的战争典故和朝闻轶事。
　　　　同时，中国历史上亦上演了无数次的战乱。一个皇朝倒下，又一个皇朝出现，往复不断，好像遵循某种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每当新的帝王统一了中国，即按照黄帝的先例，号称恢复中华泱泱大国（当然也有拓展疆土的时候）。正如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也是毛青年时期的最爱读物）的开篇语：“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周期性的分合交替中承传下来。
　　在中国正式一统于秦朝前，曾经有过两百五十年（475-221 B. C.）的封疆自治，叫战国时期。在欧洲，这个状态则相对于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国家欲打破力量平衡而争取霸位。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六国后，尽管经历过不断的分合，其周期有的达数百年，但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帝国统一并一直延续后世。
　　　　在其盛世，中国的影响圈波及整个亚洲大陆，从西伯利亚的松林到梯田相间的南方乡村和热带雨林，从布满渔村和港口的东海岸到西部的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广袤的大地和丰富的物产使中国人认为“天下”就是中国。
　　
　　　　== 中国的强盛时期 ==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中国几乎没有与有其相当规模文明的对手打交道的必要。中国人知道印度的存在，但正如毛指出，印度当时由多个分治的王国组成。两国通过丝绸之路有过物品和佛教的交流，但民间交往被不可跨越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断。与近东的波斯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甚至罗马文明的交流也因戈壁沙漠的残暴风沙而举步艰难。尽管时有贸易驼队穿越其间，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没有与另一个有其相当成就的文明社会有过深度交往。中国和日本在核心文化和政治体制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国似乎从不承认对方的至高权威。欧洲在当时更是遥不可及。
　　　　中华帝国的领地在东部达海岸而至。至早在宋朝（960-1279），中国的航海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那时，中国的船队可以载着皇帝到处征服和拓展。然而，中国没有跨海殖民，甚至对海外疆土不屑一顾。中国没有理由去驯服蛮夷接受孔子和佛教的道义。蒙古征服中国后，接管了宋朝训练有素的船队，并两次试图跨海东征日本，均受天气—日本称之为神风—影响无功而返。元朝垮台后，尽管技术上可行，但中国从未试图再征。从来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占领日本群岛的必要。
　　　　在明朝早期，1405-1433年间，中国发动了古代世界航海史上最卓越和神秘的一次远航。由郑和领队的宝船，当世无与伦比，经过印度，霍姆兹海峡，直达非洲好望角。当时欧洲的航海远征还未开始。中国的船队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技术的高度，船只的大小和数量，即使著名的西班牙舰队（还要等150年后出现）亦相形见绌。
　　　　历史学家现在还在争论郑和远航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郑和是个传奇性人物：一个中国的穆斯林从孩提年代就被征入皇宫作了太监，有着与任何历史人物不同的经历。在他的远航过程中，每到一处都给当地的统治者呈送一份厚礼，宣扬中国皇帝的皇恩浩荡，同时邀请受礼者访问中国。 在中国，外来者须对皇帝行叩头大礼以表示天子至上和外民对中国中心体系的承认。除去宣扬中国的伟大，发送邀请来叩头的虚礼，郑和没有表示过任何领土征服的雄心。他只带回来礼品，或说“贡品”，除了象征性地扩大了“天下”的定义，他没有得到实际的殖民地和资源。最多可以说他为中国商人创造了优惠的贸易环境，或者说中国早期展示其“软实力”。
　　　　郑和的远征在1433年突然终止，这一年与北部边境出现的威胁相吻合。下一个皇帝下令拆除所有船只（就像现在的铁道部拆除刚刚出事的高速列车）并销毁所有造船记录。这样的远航再没有重演过。尽管中国商人后来沿着郑和的航线进行过贸易，但中国的航海行为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后来中国的海岸受到倭寇海盗骚扰时，明朝的统治者只有下令沿海居民向内陆后撤十里躲避。中国的航海史从此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折页。（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技术卓群却自愿退出航海远征的事业，而这时正是西方刚刚对此表示兴趣的时候。

　　中国自我封闭的辉煌成就造就了一种盲目自满感。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中国是唯一的文明。一个英国人在1850年评论道：
　　　　一个有智慧的欧洲人习惯于思考各国不同的优劣，并利用自己的长处战胜别人的短处。他可以依据这样的比较，从有限的数据中分析出一个从未认识过的国度的状态并制定与其打交道的合适方针。但中国不是这样。令人可怜的是他们与外界隔绝往来的自我封闭导致失去与外界联盟的机会和比较并约束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只以自己的习惯衡量别人。（译者注：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这时的英国人只看到衰落的清朝。战国时期的纵横排阖和三国时期的联盟抗强策略，后来被毛周邓们运用得炉火纯青）
　　　　中国当然知道周边国家的存在，比如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但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中国是世界中心而这些国家是次等社会。在中国人眼里的宇宙自然秩序是中国为大而次等社会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并进贡表达谢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界线毋宁说是文化的分水岭。
　　　　这一传统的中国中心秩序体系妄想一直保持到当代。至晚于1863年，中国皇帝咸丰（他本人就是一个两百年前入侵中国的满洲的“外来者”）发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阿不拉罕.林肯的一封旨在建立两国友好关系的信中夸大自信地写道: 我中华之帝国奉天承运, 兼统世界其他国家，普天之下实为一体。这封信发出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两场与外国的战争， 西方列强正在中国领土上扩张着他们的利益。中国皇帝对待这样的灾难就像以前对待不化蛮夷一样，以为他们闹闹就反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降服了。
　　　　其实在大部分中国历史中，中国不是这样充满妄想的。从汉朝开始，中国一代又一代逐渐从黄河流域拓展开来，将邻近民族社会纳入中华文化圈。中国过去的科学技术成就超过了欧洲，印度和阿拉伯。
　　　　不只是人口和领土远远超过欧洲，直到工业革命，中国还是最富裕的国家。一个四通八达的运河网络连接主要河道和人口中心，中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繁荣的贸易地。事实上，中国当时占世界GDP的比重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十八个世纪产量的总和还多。至少在182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30%，超过欧洲加美国的总和。
　　　　当时西方的观察家对中国的物品繁荣感到相当吃惊。1736年一个法国人写道：
　　　　（中国）各省都富有特产，而运输通过四通八达的运河快捷地抵达各地，使得帝国内的贸易非常流畅，这是欧洲不可比的。
　　　　三十年后，还有一个法国人写道：
　　　　无人否认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口最多的和最繁荣的王国。像中国这样的帝国相当于欧洲的全体，如果欧洲主权归一的话。
　　　　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有时也采用外来的思想和发明。但经常是中国人相信只有中国拥有最有价值的物产和知识。外国与中国的贸易不被中国的精英们认为是正常的经济往来而是“进贡”。

　== 国际关系：不偏不倚还是平等？==
　　　　欧洲进入近代时期有着各式各样的政体—一群相互独立的王储和公爵们各自为政，罗马教堂宣称其权威在国家之上，新教徒也要组建自己的自治社会。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结构逐渐演变为一群力量相当的小国共存。这时，保持力量平衡的外交原则就不是一个选项而是生存必须的。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另外，也没有一个教会有足够的权威把自己的信仰化为普世的宗教。主权和平等的概念由此而生，并成为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基点。
　　　　与此相反，中国走进近代时，她已有了近千年形成的完整的王朝官僚体系，由全国通考选拔官员掌控着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中国从来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另一个国家长期保持接触关系，其原因很简单，她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与其规模相当的另种文化。皇帝坐在中国地理范围内的宝塔尖上似乎是自然规律，即天意。对中国皇帝来说，天意不包含与邻为敌，而是感化蛮夷。当时的中国也像现今的美国一样，在世界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试图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中国只想控制住门阶下的几个蛮夷。她要争取的是像朝鲜那样的进贡国，承认中国独尊的地位，作为回筹，中国会给这些国家优惠的贸易权利。而对于更远的异邦，比如欧洲，中国所知甚少，但持一种有自我优越感的不冷不热的态度。

　　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方式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不是以纪念碑来彰显一时的胜利而是长期运用战略性的智慧。在中国的历史中，沿着漫长的不断推移的边界居住着数不胜数的“劣等”民族，他们移动性很强而且经常武装得更好。在中国的北部和西部是一些半游牧民族如满族人、蒙古人、维吾尔族人、西藏人、最后是俄罗斯人，他们的骑兵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边境线直指中原农业腹地。而中国的反击却会遭遇不友好地形的阻碍和漫长后勤线的困难。面对中国的南部和东部是一些国家，尽管他们通常承认中国宇宙论，却是骁勇善战的民族。其中最坚韧不拔的是越南，她曾顽强地抵抗中国做老大并声称在战场上打败过中国。
　　　　中国不可能征服她的所有邻国。中国的人口主要是农民，他们喜欢在祖上留下的田地里耕作。中国的精英官员不是靠武功取得地位，而是靠学习孔子的课文和优雅的艺术，如吟诗作画。单个而论，那些蛮族就已经了得，要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可就不得了。　
　　　　万里长城，在西方看来是中国的巨大成就，但在抵御外强方面却不是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只显示出中国防御的软肋。相反，中国的决策者们运用一系列的外交和经济手段把可能的外敌拉入中国管理的关系网里，其最大愿望不是去征服他们（尽管中国有时也发动军事征服行动）而是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蛮夷的联盟。
　　　　通过经济贸易刺激和政治舞台的技巧性运用，中国劝服邻族人按中国中心的规范方式生活，同时彰示令人敬畏的中国威严，以避免可能的入侵者胆敢考验中国的力量。其目的不是征服蛮夷而是“放松缰绳驰马”。对那些不听话的蛮夷，中国会采用离间计将其他们分化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
　　　　这一方略的目标实质上是防御，即防止中国边境的蛮夷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蛮夷管理的原理已经结晶于中国的官方指导思想里，以致于当欧洲“蛮夷”开着炮舰抵达中国海岸时，中国官员也用前朝的语言来描述他们面对的新挑战。他们想先“以夷制夷”然后再安抚进而驯服“蛮夷”。他们就是用这一传统策略应对英国人最初的破门而入。他们把欧洲其它列强也请进门来，希望先挑起列强之间的争夺再操纵他们。
　　　　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中国的朝廷采取了相当务实的措施。中国人贿赂蛮夷，或利用汉人的多数去掺杂蛮夷的种族成分。当被打败时，中国人可以屈服于蛮夷，就像元朝和清朝之初那样，作为将他们中国化的前奏。中国朝廷经常实践一种在其他场合下被认为是阿谀奉承的手段，尽管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乔装打扮使得中国官员不失其仁慈而高高在上的面子（黑龙江方正县的领导照照镜子，译者注）。汉代贾谊就曾提出过“五饵”政策以管理中国西北部的匈奴：
　　　　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看来当中国的敌人是有大大好处滴，呵呵，但是当中国的人民呢？译者）
　　　　在强盛期，中央王国的这一外交政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在衰退期，它掩盖着中国的软弱使得中国能够暗中操纵各种竞争力量。
　　　　与这一区域近代崛起的权力竞争对手（译者注：日本，越南？）相比，中国是一个满足的帝国，没有多少扩张领土的野心。正如汉朝的一个学者（？）所言：皇帝不辖蛮夷，来者不拒，去者由之。所谓大中华圈的目的就是与分离而顺从的边缘国和睦相处，而不是把他们纳入中国的统一版图之中。
　　　　中国基本的务实主义最显著的一种表现就是依附于征服者。当外国王朝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时，中国的官僚精英能够服务于征服者并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精深为理由请求征服者用中国的办法、中国的语言和中国的官僚治理中国。几代下去，征服者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他们原来想要统治的中国人了。最后，连征服者的家园领地—当年向中国进攻的出发点—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他们发现自己在追求传统的中国国家利益，把征服工程整个掉了个头。

　 中国的现实政治和孙子兵法

　　　　中国人一直是聪明的现实政治实践者和战略学的学生，只不过他们的战略和外交与西方所习惯的很不一样。动乱的历史教会中国领导人不是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并且过分强调对一件事情的完全掌控会扰乱宇宙的河蟹（有点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意思，译者）。有太多可能的敌人（或不稳定因素，译者）以致于中国无法生存在绝对安全（稳定）之中。如果中国的命运是相对安全，那么它同时也意味着相对不安全，这需要学习十几个有着不同历史经历和雄心的邻国的语法。
　　　　中国的决策者几乎从不把宝押在一场全胜或全败的冲突结果上。持续多年的有计划性的运作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总是把在一场绝定胜负的力量冲突中获胜的英雄捧上领奖台，而中国的理想强调不显山露水地、间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对优势。
　　　　这一对比反映在每个文化的智力游戏当中。中国最耐久的游戏是围棋。围棋是一种以棋子（石子）圈地的游戏，它暗含了战略包围的概念。一个由19乘19条线构成的棋盘开始是空的。每个玩家有180个棋子供他用（分黑白两色），每个棋子的价值与其他棋子是相等的。玩家可以轮流将棋子随意放在棋盘上任何一个位置，目的是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包围和捕吃对手的棋子。几场角逐在棋盘上不同的区域同时进行。随着玩家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和应对对手的意图而落下每一个子，棋盘上力量的平衡逐步变化。在一个玩得好的棋局终盘，棋盘上布满了互相交错的力量地盘。优势的差额往往很小，在一个外行眼里，胜负不是一目了然的。
　　　　而西方的象棋则是讲究全胜。游戏的目标是将军，把对方的国王逼入死角。大多数象棋棋局的胜利是靠消耗角色棋子而取得的，很少的也有通过戏剧性的巧妙一击将军。象棋还有另一个结果就是平局，双方都放弃了战胜对方的希望。
　　如果说象棋代表一个决定胜负的战斗，围棋就更像一场战役。象棋玩家以胜负为目标。围棋玩家则争取相对优势。在象棋中，对手的实力全部展现在你的眼前，因为棋子都摆在棋盘上。围棋玩家不但要估算棋盘上已有的棋子力量对比，还要估算对手将要把下一子放在哪里（即隐形的力量演变，译者）。象棋教给我们克劳斯维兹的“重心论”和“决胜时刻论”—象棋的开局通常都是在棋盘中心展开厮杀。围棋教给我们战略包围的艺术。象棋玩家盯住对手的棋子以一系列头碰头的厮杀步骤消灭之，而围棋高手则走进棋盘上的“空地”，逐步加强自己或削弱对手的战略优势。象棋培养专一思维，而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在中国的军事理论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对比。它的基础是在一个动乱时期建立起来的，那时敌对的王国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斗争，使得中国人口迅速消减。应对这样的大规模屠杀（并希望在斗争中取胜），中国的思想家发展了一种强调通过心理优势取得胜利的战略思想并且提倡避免直接冲突。
　　　　这一战略传统的主要历史人物是孙子，他写了一部《孙子兵法》。而令人称奇的是没有人能肯定孙子确有其人。从古代起，学者就争辩《孙子兵法》作者的身份和著书年代。传说孙子名孙武，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770-476 B.C.）的将军和军事顾问，他的军事箴言被他的学生收集记录成书。
　　　　两千多年以来，《孙子兵法》一直是中国军事理论的中心思想。它由古典文字以半诗词半散文的风格描述了孙子对战略、外交和战争的警世性观察和思考。它的格言在二十世纪中国内战中孙子的学生毛泽东手里得到活生生的再现，还有在越南战争，胡志明和武元甲也分别对法国人和美国人使出了孙子的间接攻击和心理战术。近年来在西方，孙子又获得了第二职业，他的著作《孙子兵法》大量流行，被当作企业管理的法宝。甚至在当今，孙子的课文读来还是很有接近现实的见识，使他无愧位列世界级的战略思想家。人们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窘迫不堪是因为她违背了孙子的箴言。
　　　　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孙子区别于西方战略家的最重要一点是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大于军事因素。伟大的欧洲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和安东尼。亨利。约米尼把战略当作政治之外的独立体系。甚至，克劳斯维兹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暗指战争是政治的一个新阶段。
　　　　孙子把两个领域合并到一起了。西方的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决定性时刻组成压倒优势力量，孙子则建议提升政治和心理上的主导优势使得冲突尚未开始胜负便见分晓。西方战略家在战斗的胜负中考验他们的道理，而孙子在不战而胜中验证他的道理。
　　　　孙子关于战争的论述不像欧洲军事文献那么辉煌，它也不推崇个人英雄主义。他的论述甚至带有悲剧气质，如《孙子兵法》开篇的警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
　　
　　对孙子而言，胜利不简单是战场上军队的凯旋，而是军事手段企图捍卫的政治目标的最终实现。降低敌军的斗志或将他逼入无可逃脱的劣势境地比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相见是为上策。因为战争是复杂而绝望的事业，知己知彼是关键。战略较量可以演变为一场心理意志竞赛：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在理想情况下，主帅取得了主导优势就可以彻底避免了战争。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在作足形势分析和后勤、外交和心理准备后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所以，孙子说：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因为战略上攻击敌人和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觉要素，所以孙子非常强调诡计和欺诈，他说：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对于遵循孙子箴言的主帅来说，用诡计欺诈得来的胜利比战场上用兵要更人性化（当然也更经济）。《孙子兵法》建议主帅引诱他的对手帮助自己完成目标或将他逼入一个不可能获胜的位置使他不得不选择率全军（甚至全国）投降以自保。
　　　　孙子最重要的见识也许就是在军事或战略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天气、地形、外交，无间道、后勤供给，力量平衡、历史认识、惊吓和斗志。每个因素都影响着其它，引发相对优势和动量的莫测变化。战争没有孤立事件。
　　　　因此，一个战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个单独的事态而是确定它发生的因果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形势是静止的，任何一个状态模样都是临时的，同时也是演变的。战略家必须掌握它变化的趋势并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孙子用“势”来概括它的意思，西方没有相对等的概念。在军事意义上，“势”代表了一个正在展开的形势的战略趋势和它的“势能”。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第二章：叩头的问题和鸦片战争
　　　　马噶尔尼使团。两个世界秩序的碰撞。鸦片战争。
　　第三章：从强盛走向衰落
　　　　耆英的外交方针：安抚蛮夷。魏源的蓝图：“师夷之长”、“以夷制夷”。威严扫地：国内暴乱和列强挑战。控制衰落。日本的挑战。朝鲜。义和团起义和新战国时期。
　　　　
　　　　这一段历史其实有近代史资料和影视详尽讲述过。
　　
　　　　以基辛格的眼光看，西方第一次官方外交使团（马噶尔尼使团）来叩门还是比较礼貌的。当时清廷缺乏对世界棋盘上“势”的认识，出于傲慢无知，愣逼着人家“叩头”。后来，英国佬不干了，把炮舰开到咱家门口了。当一只狼进来后，清廷昏庸的官员采用引群狼入室而后驯之的策略。因全无招架之力，结果受伤的只有自己，而且伤痕累累。各列强中日本和俄国对中国有领土野心。其他似乎只想传教和拿鸦片换银子。“以夷制夷”的策略总体是失败的，唯一可算作成功的例子就是（李鸿章）阻止了把清朝发祥地的满洲割让给日本，但让俄国占了便宜。后来日俄战争日本报了一箭之仇。看着列强在自己的土地上争夺，清廷也只有卖呆的份。再后来，清廷垮台，军阀混战。
大家都知道。（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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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不些关于erepublik就会被举报。。好吧。我就写点吧。。
感谢CCTV，感谢芒果电视台
感谢上线和SC.2066同学给予的赞助与鼓励
明天就去英国撸了，不过我会尽快更新的，当然如果不喜欢这个的话可以留言给我，我会斟酌的